完本神战

II（第2页）

“我还是上卡米的铺子去一趟吧……”弗朗索瓦兹看出姑妈不会再打发她上杂货铺去了，就这么说。

“不，不用去啦，那准是皮潘小姐。可怜的弗朗索瓦兹，真对不起，好端端地让您上楼跑一趟。”

可是姑妈心里很明白，她按铃唤弗朗索瓦兹上楼来，绝不是让她白跑一趟。在贡布雷，一个大家不认识的陌生人，简直就像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祇一样令人不可思议，而且事实上，就我的记忆所及，凡是碰到圣灵街或是广场上出现了一位叫人瞠目结舌的人物，随之而来的周密调查，没有一次不是以化神奇为熟人而告终的，对此人的身份来历，或具体而微，或笼统大概，总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而且最后此人还总会跟贡布雷的某人沾亲带故。这位是索通夫人的儿子，刚服完兵役回来；那位是佩德罗神父的侄女，刚从修道院出来；还有那位是本堂神父的兄弟，夏多丹的税务官，他不是刚退休，就是来过节的。当初一见之下，居然会觉得在贡布雷还有大家不认识的陌生人，那只是因为骤然间没能认出他们，没能对得上号。其实索通夫人和本堂神父早就说起过他们在等远客来访呢。我晚上散步回来，上楼把一路遇见的事情讲给姑妈听，要是一不小心提到我们在老桥附近碰到一个男人，连外公也不认识他，那么姑妈即刻就会嚷道：“一个连你外公也不认识的男人，啊!你打量我会信你呀!”话虽这么说，这个消息毕竟使她有些激动，她决定要把事情弄个明白，于是外公给请来了。“您在老桥边上究竟遇见谁了，叔叔？一个您不认识的男人？”“谁说我不认识啦，”外公回答说，“那是普罗斯佩，布耶伯夫夫人的园丁的兄弟呗。”“噢!是这么回事，”姑妈说着，心定了下来，脸微微有些发红；她讪笑着耸耸肩膀，补上一句，“怪不得他告诉我说你们碰见个您不认识的人了哪!”于是，家里人关照我下次要当心些，千万别再随口乱讲，惹得姑妈情绪这样激动。在贡布雷，谁跟谁都认识，无论牲畜也好，人也好，大伙儿全都认识，所以，赶上哪天姑妈瞧见下面有条她不认识的狗跑过，她就会搜索枯肠，把她的推理才能和闲暇时间全都奉献给这桩令人费解的公案。

“没准儿这是萨兹拉夫人的狗。”弗朗索瓦兹说，她也没多大把握，但又想安安姑妈的心，免得她头昏脑涨。

“敢情我会不认识萨兹拉夫人的狗!”姑妈回答道，她的批判精神不容她如此轻易地接受一桩事实。

“哦!没准儿这是加洛潘先生新近从利齐厄带回来的那条狗吧。”

“哦!这还差不多。”

“听说这条狗可乖着哪，”弗朗索瓦兹说，她这是从泰奥多尔那儿听来的消息，“机灵得像人一个样，脾气又好，又和气，总是那么乖巧懂事。一只才这么大小的畜生就知道讨人喜欢，可真是难得哟。奥克塔夫夫人，我得告退了，我没时间闲聊，马上就到十点了，可我不光炉子没生旺，还有好些芦笋得剥呢。”

“怎么，弗朗索瓦兹，又是芦笋!今年您是买芦笋上瘾了吧，再这么下去，您要把咱们那几位巴黎人的胃口给吃倒喽!”

“才不会呢，奥克塔夫夫人，他们可喜欢吃哩。待会儿他们从教堂回来，胃口准好，您就等着瞧他们大口大口地吃吧。”

“说到教堂，他们这会儿该到那儿了；您最好别耽搁时间了。快去照看您的午饭吧。”

就在姑妈和弗朗索瓦兹这么闲聊的当口，我正陪着父母在望弥撒。咱们的那座教堂，我有多爱它，它此刻又多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啊!我们走进教堂时穿过的那座古老的门廊，黑咕隆咚的，四处都是痘瘢似的斑斑点点，墙角已经歪斜，而且凹陷进去很深（门廊尽头的那只圣水缸也一样），仿佛几世纪以来，进这教堂来的农妇的外衣，以及她们怯生生地去蘸圣水的手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擦过这些石块，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使坚硬的石块形状发生了欹斜，而且在上面磨出了一道道沟痕，犹如载货马车天天跟界石磕碰，总要在上面留下车轮的痕迹一般。贡布雷历代神父高贵的遗骨，埋在一方方墓石下面，犹如给祭坛铺就了一条带有灵气的通道，这些墓石本身已经失却僵硬、板滞的意味，因为时光使它们变得线条很柔和，沿着磨去棱角的石板轮廓线，有如稠厚的蜂蜜在流淌似的时起时伏，当年四四方方的边棱已不复可见，黄澄澄的流波所过之处，一个花写的哥特体大写字母变了形，大理石上镌刻的白色的紫堇图案也变得模糊了；而在近边的那块墓石上，不仅紫堇图案已经磨蚀，而且椭圆形的拉丁文铭文也挤挨在一起，字体的布局更无章法可言，一个词中的两个字母靠得特别近，其他几个字母则分得特别开。教堂的彩绘玻璃窗，愈是阳光不足的日子，愈是显得绚丽多彩，以致逢到外面天阴的时候，我总料定教堂里是光灿灿的；有一扇彩绘大玻璃窗，整个儿只画了一个纸牌里国王模样的人物，他就在那上面待着，头上是教堂建筑的拱盖，一副顶天立地的架势（有时在中午时分，碰上一星期中没有祭礼的日子——这是很难得的，教堂里空气流通，人也寥寥无几，阳光照耀在富丽堂皇的陈设上，使整座教堂变得更有人情味，也显得很豪华，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座中世纪风味的旅馆里大理石上有着雕饰、玻璃上画着图案的大厅，完全是可以供人住宿的——在这扇彩绘玻璃窗反射的蓝幽幽的光照里，可以看见萨兹拉夫人来做上一小会儿祷告，扎得整整齐齐的一包小蛋糕就搁在旁边的跪凳上，那是她刚从对面糕点铺买来，准备带回家在午餐时吃的）；另一扇彩绘大玻璃窗上，画着一座粉红色的雪山，山下是打仗的场面，积雪仿佛把彩绘玻璃给冻住了，雾凇似的雪子使彩绘玻璃变得胖鼓鼓的，宛如普通房舍的玻璃窗上结满雪花，被晨曦照得发亮的模样（想必也正是这晨曦，给祭坛后面的彩屏抹上了一层分外娇艳的颜色，看上去仿佛那色彩并不是石料装饰屏上所固有的，而是由教堂外面行将收敛的晨光临时染上的）。所有这些彩绘玻璃窗，都已年代悠远，随处可以见到历经世纪沧桑的积尘，在荧光烁烁地显示着它们的年岁，由一扇扇彩绘玻璃窗织成的这幅美妙的挂毯，的确光亮灿烂，但也磨勚到了经纬毕露的地步。其中有一扇窗很像长条的棋盘，划分出上百块长方形的彩绘玻璃格子，一派蓝莹莹的色调，又好似一副硕大的纸牌，样子跟当年查理六世[38]玩过的纸牌相仿；可是，不知是由于掠过了一道光线，还是由于我移动的目光把这些渐次明灭的彩绘玻璃看成了一片跳动着的瑰丽的火焰，不一会儿，只见这排彩绘玻璃迸射出孔雀开屏般色彩缤纷的亮光，颤颤悠悠地波动起来，形成一道火红的奇异的雨帘，从幽暗的石头拱顶，沿着潮湿的墙壁往下流淌，仿佛我正置身于怪石嶙峋、虹光闪动的大岩洞里，跟随着手捧祈祷书的父母在洞穴的平地上往前走；俄顷，那些菱形小格玻璃都变得异样地清澈透明，有如并排镶嵌在一副硕大无朋的古罗马胸甲上的蓝宝石，显得坚硬无比，然而在它们背后，你又可以感觉到有一样比所有这些奇珍异宝更可爱的东西，那就是偶尔亮出的太阳的笑脸；在沐照那些彩绘玻璃的幽蓝柔和的光波里，就跟在广场的石板或市集的铺草上一样，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甚至就在复活节前我们刚到贡布雷的那阵子，起初的几个星期天，地面依然是光秃秃、黑黝黝的，太阳的笑脸却像上溯到圣路易[39]的继位者时代的某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春天那样，让那幅金光灿灿、明亮夺目、用彩绘玻璃装饰成毋忘我草图案的大挂毯，焕发出盎然的生机。

两幅立经挂毯上，描绘的是以斯帖[40]加冕的场面（按照惯例，亚哈随鲁的脸画得像某位法国国王，而以斯帖则像这位国王钟爱的一位盖尔芒特府的贵夫人），由于色彩变淡，画面反倒平添了一种表现力，一种立体感，一种亮度：以斯帖唇边的些许玫瑰红，游移到了嘴唇轮廓线的外边；长裙的黄色显得如此腻厚和浓重，以致整条长裙有种沉甸甸的质感，从仿佛往后退去的背景上猛不丁地突现了出来；在这幅用丝线和羊毛织成的挂毯的下部，依然保存着树木葱茏的面貌，但是到了挂毯的上部，色泽就发湮了，树顶泛黄的枝丫，看上去呈金黄色，而且仿佛被一道无形阳光的蛮横斜照抹去了一半色泽，显得有些暗淡。所有这一切，再加上那些在我几乎就像人物传说中的名人给教堂留下的珍迹（那枚雕镂精细的金十字架，据说是圣埃洛瓦的作品，当年由达戈贝尔[41]亲赐教堂，还有日耳曼人路易[42]的王子们的那个合葬墓，斑岩砌成的墓身上镶嵌着铜饰），使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当我们向祷告席走去时，仿佛我并不是在教堂里行走，而是置身在一座仙女曾经去过的山谷，农夫在那里能惊奇地看到仙女们在岩石、树林和池沼间经过时留下的可触摸的痕迹。所有这些，使这教堂在我心目中成了跟小城别处迥然不同的所在：成了一座，不妨这么说吧，占据着四维空间的建筑——那第四维就是时间，如同航船穿行在世纪的长河里，驶过一个又一个厅堂，一座又一座圣殿，仿佛征服和跨越的不仅仅是区区几米路程，而是它以凯旋者的姿态从中驶过的一个又一个时代和纪元；它把野蛮粗鄙的十一世纪隐匿在厚厚的石壁之中，沉甸甸的拱腹塞满大块的砾石，堵得严严实实，只有钟楼楼梯在门廊边上形成的那个深陷的凹坑才透露出些许往昔的信息，但即使在这儿，那个时代的痕迹仍被遮掩在造型优雅的哥特式拱孔后面，这些拱孔风姿绰约地站在它前面，犹如一群大姐姐为了不让外人瞧见相貌粗蠢、脾气乖戾、衣衫不整的小弟弟，笑吟吟地挤在一起，把他挡在身后；它的塔楼高耸在广场上，塔尖直指蓝天，这座塔楼当年曾领略过圣路易的风采，而且仿佛至今依然还在重睹他的身影；它还能随着那座地下室坠入墨洛温王朝[43]的茫茫黑夜，而泰奥多尔和他姐姐，此刻正擎着蜡烛在里面为我们引路，昏黑的拱顶上突起着粗壮的横肋，好似一只巨大的蝙蝠张开的翼膜。他俩摸索着走在我们前面，烛光照亮了西日贝尔[44]的小女儿的墓，墓石上有一道很深的裂痕——很像化石上的印痕——据传是“让水晶玻璃灯给砸出来的，法兰克公主遇难的那天晚上，悬在现在后殿这地方的一盏水晶玻璃灯突然从金挂链上脱落下来，水晶玻璃没摔碎，灯火也没熄灭，但居然砸进了石头，在后来做了墓石的这块石头上留下了一道印痕”。

贡布雷教堂的后殿，对它真的还能说什么呢？它是那么粗俗，非但谈不上艺术的美感，而且毫无宗教的**可言。从外面看，由于它临着的那个交叉路口比较低，所以粗陋的外墙在底部垫了一层由毛毛糙糙的砾石砌成的墙基，全是小石子像皮刺似的戳在外面，看上去真是没点儿教堂的况味，彩绘玻璃的窗洞似乎又开得特别高，整堵墙的外貌与其说像教堂，倒不如说像监狱。当然，后来当我回忆起所有那些我见过的其他教堂辉煌的后殿时，我从来不曾想到把它们跟贡布雷的后殿进行对照。只是有一天，在外省的一条小街道的拐角处，我瞥见三条街道交会的路口对面，竖着一堵加高过的墙，墙面毛毛糙糙，彩绘玻璃窗的窗洞开得很高，外观就跟贡布雷的后殿一模一样的不对称。当时我并没有像在夏特勒或是兰斯那样去考虑宗教感情在那儿是何等有力地表现了出来，但我情不自禁地脱口喊出：“教堂!”

教堂!我们这熟稔的所在啊。它的北门坐落在圣伊莱尔街上，位于拉潘先生的药铺和卢瓦佐夫人住宅之间，跟这两户邻居紧挨着；倘若贡布雷的街道上有门牌号码的话，它作为贡布雷的一户住宅，准也有个门牌号码，而且恐怕邮差每天早晨来送信的时候，在前脚从拉潘先生的铺子出来，后脚还没进卢瓦佐夫人家的当口，也该在它前面停一停；然而在教堂跟所有不是教堂的住所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我的理智无法逾越的界限。卢瓦佐夫人家窗台上的那盆吊钟海棠有个坏习惯，老爱把耷拉着脑袋的枝条到处乱伸，枝头的花骨朵儿长大以后，总又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血色极好、红得发紫的脸颊凑到教堂阴暗的墙上去凉快凉快，但尽管如此，这些吊钟海棠在我的心目中并未因此而变得神圣起来；在这些花儿和它们所投身的黑乎乎的石块之间，虽然我的肉眼看不出间隙，但在我的心灵里却始终保留着一道鸿沟。

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贡布雷还没有在地平线上露面的时候，钟楼那令人难忘的身影，就已经远远地呈现在眼前了；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我们从巴黎乘火车驶来的当口，父亲瞥见了这座在天空上轮番画过一道道弧线、尖顶上的风信鸡四下转动着的钟楼，就冲着我们说：“嗨，把毯子收拾好，咱们到了。”还有一次我们从贡布雷出发做长距离散步，沿着一段狭仄的小路走到一个地方，眼前骤然间出现一片非常开阔的空地，前方匝绕着一围丛林，远远望去，只见圣伊莱尔教堂钟楼优雅的尖顶高耸在参差不齐的林木之上，但它显得那么纤细，粉红的色泽又是那么淡然，看上去就像是有谁为给这片景色、这幅大自然的杰作添上一抹艺术的痕迹，一道仅有的人为的印记，才用指甲在天际划了这么个道道似的。当我们走得更近，能瞧见挨在钟楼边上显得稍矮的那座半圮的四方形塔楼时，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塔身石块的那种黑里泛红的色调；在秋雾弥漫的清晨，不妨这么说吧，就像有座色泽如地锦草[45]似的红彤彤的废墟，耸立在大片暗紫色的葡萄丛中。

我们回家路过广场时，外婆常会叫我停下望望这座钟楼。塔楼上的窗户两扇一组，分层排列，彼此间的距离保持着一种准确、别致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所具有的美感和尊严，并不只适用于人的五官哩。每隔一阵就从塔楼窗口飞出一群乌鸦，它们凌空落下，聒噪着打着旋，仿佛那些先前任凭它们嬉戏而视若无睹的古老的石块，顷刻间变得无法容身，成了**之源，把这群惊惶不安的暮鸦轰了下来。随后，它们在暮霭沉沉的紫红色天幕上扑翅斜飞一通，突然又安静下来，重新飞回塔楼栖息，不安之源重又变成了福地；一些乌鸦上下错落地停歇在一个小钟楼的尖顶上，看起来像一动不动，但说不定是正待啄食小虫，就像海鸥以渔人般寂然不动的姿势停歇在浪尖上一样。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外婆总觉着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超尘脱俗，从而使她更爱大自然（当人类的双手不曾像我姑婆的园丁那样去玷污它的时候）和天才的杰作，认定它们对造福人类都有重大影响。虽然人们所见的教堂的每个部分，都通过一种它天赋的思想显示着它与所有其他建筑的区别，然而让它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表明自己独具个性、责无旁贷的存在的，似乎还是这座钟楼。这座钟楼在为它立言哩。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外婆在贡布雷的钟楼上找到了对她来说这世上最可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然的风致和卓异的气度。她不懂建筑，但她爱说：“孩子们，你们爱笑我就笑吧，可我觉着，或许它不合规范，并不漂亮，可是那古里古怪的老派模样儿，让我瞧着挺受用。我敢说，要是它会弹琴的话，一准不会弹得干巴巴的。”她注视着钟楼，目光随着它徐徐升起，顺着塔身石块虔诚地倾向天空的斜势，眼望着两边的斜面彼此愈靠愈近，犹如双手在合掌祈祷，她的整个身心都跟尖顶的取势融为一体，目光也仿佛随它向天而去；与此同时，她朝向塔身陈旧剥蚀的石块亲切地笑着，此刻仅有塔尖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而一旦整个塔身进入这抹夕照的范围，就会敷上一层柔美的色调，仿佛骤然间升得又高又远，好似一支用假声升高八度演唱的歌。

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赋予所有的行业以象征的标志，赋予所有的时刻以美好的意义，也赋予所有关于城市的观点以真正的价值。从我的房间里望去，只能看见它那深灰色的板岩墙基；但当我在夏日的某个星期天炎热的早晨，望见这些板岩犹如一轮黑太阳那样熠熠生辉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我的天主!九点啦!得准备去望大弥撒了，要是我还想有时间先跟莱奥妮姑妈道个别的话。”而且我能确切地知道广场上的光线是什么颜色，我也知道市集上热浪滚滚，尘埃飞扬，我还知道店铺的凉棚投下浓荫，而妈妈也许会赶在望弥撒前走进去买几块手帕，店堂里散发着一股坯布的气味，掌柜的挺起腰来吩咐伙计拿货给妈妈挑选，他已经准备关门打烊，刚在后间换上了节日的上衣，正在洗手哩，说起这双手，他还有个习惯，每隔五分钟就要带着一副踌躇满志、雅兴大发的得意神情搓这双手，哪怕生意再不景气，也照搓不误。

弥撒过后，我们到泰奥多尔的铺子吩咐他送一只比平时大些的奶油圆球蛋糕上门，因为我的表兄弟趁今儿天气好，要从蒂贝尔齐赶来跟我们一起用午餐。钟楼耸立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只烤得金黄松脆的祝圣大蛋糕，鳞片似的砖瓦和松脂似的墙面，在阳光下闪烁着，锋利的尖顶直刺蓝天。傍晚时分，当我散步回来，想到过一会儿就要跟妈妈道晚安，就要再也见不到她了，这钟楼在一片薄暮中反倒显得格外温柔起来，它看上去犹如悬在苍茫的天际，像一只褐色的丝绒靠垫似的往后倚去，天空在它的轻压下微微凹陷进去，给它让出地方，并随即又团团围在它的四周；鸟儿绕着钟楼盘旋飞翔，它们的叫声仿佛更为钟楼增添了几分静谧，尖顶也越发显得高远，整个钟楼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

即使当我们走在教堂背后的街上，看不见教堂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其位置似乎仍是根据这座不时在屋宇间冒出头来的钟楼而定的，而且正因为这钟楼是在看不见教堂的情形下出现的，或许它才更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当然，有许多别的钟楼从这样的角度看过去要更美得多，我的记忆中有好些高耸于屋宇之上的钟楼的图景，跟贡布雷阴郁街巷构成的图景相比，确是另有一种艺术旨趣。我不会忘记巴尔贝克邻近的那座趣味盎然的诺曼底城市，城里有两座可爱的十八世纪的宅邸，对我来说，这两座宅邸在许多方面都亲切而可敬，当我从那台阶通往河沿的美丽花园望过去的时候，可以看见一座遮蔽在宅邸后面的教堂露出的哥特式尖顶，它高高地矗立着，看上去就像是在两座宅邸终止之后，再高踞其上，而它的模样是那么与众不同，那么弥足珍贵，那么节节向上，那么红而不艳，那么光泽迷人，在我眼里这个有如某种闪着珐琅的寒光、塔形贝壳似的紫红色的尖顶，仿佛夹在沙滩上两颗紧挨着的美丽的卵石中间，而又超脱于它们之上。甚至在巴黎城里一个最丑陋的街区，我也记得有那么一扇窗户，从那里看出去，穿过一街一街鳞次栉比的屋顶所构成的近景、中景，乃至远景，可以望见一座紫色的钟楼，有时它会变成淡红色，有时在从暮色中迭现出来的最典雅的影像上，它还会呈现一种由灰色调衬托着的黑色，那就是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圆顶钟楼，它使巴黎的这处景观具有了皮拉内西[46]笔下某些罗马风光版画的特点。可是，无论我的记忆以何种风格来描绘这些纤小的版画，其中任何一幅都没能体现出我早已失去的那种感情，那种使我们不是把某一对象当作观赏的目标，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的感情，它们全都没能如同从教堂后面的街巷所见到的贡布雷钟楼景观这样，深刻地影响我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下午五点钟我上邮局去取信时，在左边跟我才隔开几幢房屋的地方，会冷不丁地瞥见它那孤零零的尖顶耸起在一排屋顶之上；要是我不想往那个方向走，而是想到萨兹拉夫人府上去问个安的话，我就会看着这排屋顶沿着斜坡的另一侧通往低处，知道过了钟楼以后，到第二个街口就得拐弯了；要是我走得更远，往车站的方向而去，那么从斜刺里还能瞥见它展现屋脊和墙面的新的身影，好比一个刚体在旋转时冷不防被我觑见了似的；倘若从维沃纳河的岸边望去，由于透视的缘故，教堂后殿仿佛正在积聚力气，使足劲儿迸发出钟楼借以将尖顶引向云霄的力量；无论哪种情形，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回归到它身上，它永远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以它那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小尖塔，审视着全镇的房舍，这小小的尖顶矗立在我面前，就像是天主的手指，尽管天主隐迹于人群之中不露真身，但我并不会就此把他混同于芸芸众生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要是在一座外省的大城市，或者在巴黎某个我不熟悉的街区，有哪位给我指路的行人，远远地指给我看前面那条街的街角上一家医院的大钟，或是一座修道院顶端像戴着僧帽的钟楼作为指示方位的标志，我总会隐隐约约地发觉在它身上有某些跟我那亲爱的、业已消失的形象颇为相似的地方，倘若这位行人转过身来想看看我有没有走错路，他准会惊愕地瞅见我还没迈步，兀自呆望着那座钟楼，忘了散步，忘了买东西，一连几个小时，寂然不动地伫立在那儿，在记忆深处寻觅着，感觉到在我内心深处有了一些从忘川夺回的正在干涸、正在重建的土地。这会儿，我或许比刚才向他问路时还要焦急，我依然在寻路，我转过了一条街……可是……那是在我心中的街哟……

热衷于名利的野心，是外婆无从领略，而且几乎无法理解的一种感情，所以在她看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慷慨激昂地去大事讨伐。况且，外婆总觉着，既然勒格朗丹先生的姐姐在巴尔贝克附近嫁了一位下诺曼底的贵族，他再这么拼命攻击贵族阶层，甚至指责大革命没有把他们全送上断头台，那就未免有失雅量了。

“各位，你们好!”他迎上前来说。“你们能长住这儿，可真是有福气；可我明天就得回巴黎，回我那窝里去。哦!”他脸上挂着他所特有的那种微笑，略带嘲讽和失意，而又有点漫不经心，“当然我那个家里也什么劳什子都有。可就是缺了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一大片像这样的蓝天。尽力让您的生活中永远保持这片蓝天吧，孩子，”他转过脸来对我说，“您心地善良，禀赋卓异，天生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千万别辜负了它。”

我们回到家里，姑妈打发人来问，古比尔夫人做弥撒是不是迟到了，这下子我们可答不上来了。反过来，我们告诉她有位画家在教堂里临摹彩绘玻璃上的坏东西吉尔贝，却又让她增添了一层烦恼。弗朗索瓦兹即刻被派往杂货铺去打探消息，却因为没见着泰奥多尔，颓然而归；这个泰奥多尔，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教堂唱诗班成员，在教堂担着些干系，又是杂货铺伙计，平时跟各色人等都打交道，所以，事无巨细没有他不知道的。

欧拉莉是个瘸腿的姑娘，天性好动又耳朵重听，她从小在德·拉布雷托纳里夫人府上帮工，夫人死后，她也就退休不干，在教堂边上找了间房子住下，平日里不时要下楼来，也不管是不是做日课的时间，就那么做一小会儿祷告或者给泰奥多尔帮个什么忙：剩下的时间里，她就去看望莱奥妮姑妈这类病人，把弥撒或晚祷中发生的事情讲给她们听。老东家给过她一笔小小的年金，但她并不反对再挣点外快，所以隔一阵就要上本堂神父或者贡布雷宗教界别的头面人物府上去揽点浆浆洗洗的活儿。她身披黑呢斗篷，头戴系带子的小白帽，差不多就像修女，由于患一种皮肤病的缘故，一部分脸颊和整个鹰钩鼻都染上了一层凤仙花般鲜艳的桃红色。她的来访是莱奥妮姑妈生活中一大乐事，因为她除了本堂神父以外，几乎已经不接待任何外人了。姑妈把所有的来访者一个个拒之门外，因为他们在她眼里分别归入了她所憎恨的两种类型。第一类人最糟糕，也是她最先撇开的，那些人居然劝她对自己的病“别太当回事”，公然主张到阳光下散散步，吃块带血的新鲜牛排，要比老躺在**服药对她有益得多。（也不想想，她就不过多喝了两口该死的矿泉水，胃里就折腾了十四个钟头哩!）尽管这些危险性很大的谬论，他们说的时候用的是否定的语气，而且是通过某种表示不同意的沉默或表示怀疑的微笑来婉转地表达出来的。另一类人，就是那些似乎相信她病得比她自己所想的还要厉害，或者跟她自己所说的一样厉害的家伙。比如说吧，那些经姑妈再三斟酌、弗朗索瓦兹再四恳请方才获准上楼的来访者，实在不懂什么叫领情，有人居然敢觍着脸说：“天气这么好，您是不是也该去透透空气？”或者情形正相反，当她对他们说“我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活到头喽，我可怜的朋友们”的时候，他们居然回答她说：“咳!身体不行有什么法子呢!不过像您这样总还能有一阵子吧。”这两拨子人全都一样，以后就再也别想进她的门了。而弗朗索瓦兹，如果说她看着姑妈从**瞥见圣灵街上有个家伙像是往她家里而来，或者听见一阵门铃声骤然响起时的那副惊慌的模样，感到挺可乐的话，那么当她看到姑妈每回总有妙法把那些家伙撵走，瞧着他们那副吃了闭门羹打道回府的尴尬样儿，就越发乐不可支地开怀大笑了，她打心眼里佩服自己的东家，她断定，女主人不愿意接见那些人，那当然是因为她比他们高出一等啰。总之，姑妈是既要人家赞赏她的吃药卧床，又要人家同情她的病痛虚弱，同时还要人家对她担保她的前途乐观。

“我可没想活一百岁。”姑妈回答说，她不喜欢人家把她的寿限说得这么确切。

此外，欧拉莉还知道怎样既给姑妈解闷，又不让她累着，所以她的来访是姑妈最高兴的事，每个星期天，只要没什么意外的事让她脱不开身，她是必定会来的，于是一到星期天，姑妈就翘首以待地盼她来，往往是起初心情挺好，可只要欧拉莉稍稍迟来一会儿，很快就变得浑身不对劲，就像饿过了头似的。期待欧拉莉的这种快乐，时间一长就变成痛苦，姑妈不停地看钟点，打呵欠，觉得自己眼看要支撑不住了。直等到天色都暗了下来，姑妈也已经不存指望的当口，才响起欧拉莉光临的门铃声，这时候，姑妈听着铃声，只觉得自己几乎要病倒了。说实在的，每逢星期天，姑妈心里就只惦着欧拉莉要来看她，所以午饭刚吃完，弗朗索瓦兹就急着等我们早点离开餐厅，好让她上楼去照料姑妈。可是（贡布雷进入天气晴朗的季节以来尤其如此）直到正午傲慢的钟声从圣伊莱尔教堂的塔楼传将下来，它那音响的花环一时间凝成十二朵花饰，为塔楼装点上纹徽，直到这钟声在我们放着祝圣面包的餐桌旁响起的时候，我们还久久地坐在画着《一千零一夜》故事的盆子跟前，由于天气炎热，更由于吃得太饱，而根本不想动弹。因为，除了鸡蛋、牛排、土豆、果酱、饼干这些事先不必报菜名的家常食品，弗朗索瓦兹还经常要添一两道菜点——添什么，视田里和果园的收成、海鲜的捕捞、市场的货源、邻居的馈赠等等情况，以及她本人的能耐而定，因此我们的菜谱，犹如十三世纪装饰在大教堂正门上的四季浮雕[48]一样，多多少少反映了生活中时令季节的嬗变更替——来一道菱鲆，是因为女鱼贩担保鱼很新鲜；来一道火鸡，是因为她看准鲁森维尔-勒潘菜市场上有一只挺不错；来一道牛骨髓烩刺菜蓟，是因为她以前没给我们吃过这种烧法的这道菜；来一道烤羊腿，是因为野外空气一准会让我们胃口大开，再说从这会儿到七点钟，也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菠菜是为了换换口味；杏子是因为刚上市尝个鲜；醋栗是因为再过两个星期就要落市了；覆盆子是斯万先生特地带来的；樱桃是花园里那棵两年没结果的樱桃树刚结的果子；奶酪是我那时爱吃的；杏仁蛋糕是她头天晚上预订的；那只奶油圆球蛋糕，却是因为那天在教堂轮到我们奉献。等所有这些菜点全都上过以后，一道特地为我们制作，但尤其是献给算得上美食家的父亲的巧克力掼奶油端了上来，这道点心是弗朗索瓦兹的灵感与情意的结晶，稍纵即逝，清淡宜人，犹如一首倾注着她全部才华的即兴之作。要是有人不想尝上一口，说什么“我够了，吃不下了”，那就即刻被贬为不懂人情世故的粗坯，正好比艺术家送他一件作品，价值就在于这份情义和上面的签名，而他却一个劲儿地去掂它的分量，端详它的材料。哪怕在盆底留下一丁点儿没吃干净，也像在演奏听到一半就当着作曲家的面抽身离去一样，属于不懂礼貌。

以前，我从不在环抱这座小屋的神圣的树林中滞留，因为我在上楼去看书以前，要先到阿道夫叔公在底楼的小起居室去一下，他是外公的弟弟，当过军人，退休时的军衔是少校。这间起居室，即使窗都打开，让外面的暑气，甚至难得一见的阳光进到里面，依然不断散发出一阵阵幽幽的凉意，其中既有森林的气息，又有旧王朝的余味；一个人走进某座废弃的猎人小屋，闻到这股沁着凉意的气味，往往会浮想联翩。不过由于我的缘故，叔公和我们家有了一段过节，此后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去阿道夫叔公的起居室，他也不来贡布雷了。事情是这样的：

在巴黎时，每月总有一两次，家里人打发我去看看叔公，通常我去的时候他刚吃好午饭，身着法兰绒便装，由穿紫白相间的斜纹布号服的仆人伺候着。他嘟嘟囔囔地抱怨说我有好久没去看他了，大家把他给忘了。他给我吃一块杏仁饼，或者一只橘子；我俩穿过一个客厅，这个没人待的客厅从来不生火，墙壁上装饰着金色的线脚，天花板涂的一种蓝色，据说是模仿天空的颜色，家具就像外公家里一样，都衬上软垫再用缎子包面，不过缎子是黄色的。最后我们来到他自称的那间书房，墙上挂着些镌版的画片，黑色的背景上画着一位丰满肉感、肤色粉红的女神，或驾一辆战车，或踩一只圆球，或在额头缀一颗星星；这种画在第二帝国曾风靡一时，因为人们觉得其中有庞贝时代的情调，然后它受过一阵冷落，何以会再次流行虽然说法纷纭，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们带有一种第二帝国的情调。我待在叔公旁边，直到他的贴身男仆来问叔公，马车夫想知道几点钟要套车。叔公于是陷入了深思，那惊奇的男仆生怕打扰他的思考，不敢有一丝动作，眼巴巴地等着结论，等着那一成不变的结论。叔公在踌躇再三之后，终于宣布了决定，而这决定必然是下面四个字：“两点一刻。”男仆神情惊讶但唯命是从地重复说：“两点一刻？好……我去跟他说……”

每天早上我一口气奔到海报柱跟前，看上面张贴的剧目海报。海报上的每个剧目。组成剧名的那几个词浑然不可分的形象，以及剧名赫然出现在上面、糨糊鼓鼓囊囊还没干透的招贴画的颜色，在我的脑海中所引发的种种梦幻般的想象，是全无功利色彩、最令人陶醉的。像《塞扎尔·吉罗多的遗嘱》[49]和《俄狄浦斯王》[50]之类的戏，剧名不会印在喜歌剧院的绿色海报上，而只能出现在法兰西喜剧院的酡红色海报上，要不算这些戏的话，在我眼里《王冠上的钻石》[51]闪亮的白羽饰和《黑色多米诺骨牌》[52]柔滑神秘的缎子就算是大异其趣的了。这两部戏，爸爸妈妈说过，等我第一次去剧院看戏，就要在它们中间选一部，于是我就仔细琢磨这一部和那一部的剧名（除了剧名，我对它们真是一无所知），逐一寻思它们能够给我带来的乐趣，再把两者加以比较。最后我总算使出浑身本事，把一部想象成光彩夺目、气势逼人，另一部想象成含情脉脉、圆润甜美；但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到底更喜欢哪一部，这就好比上餐后甜点时，要我在牛奶米糕和巧克力掼奶油之间做出选择一样叫我为难。

我和同学一碰到就谈论演员，尽管那时我还没看过那些演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演技，是艺术的种种表现形式中首屈一指、最能让我预感到艺术本身魅力的表现形式。同样一段台词，这个或那个演员在节奏、情绪的处理上会有所不同，而哪怕最细微的差别，在我看来也有非同小可的意义。根据同学们告诉我的细节，我把那些演员按才华排序，列成名单整天念叨；结果脑子好像给夯紧，让这些扎住根的名字弄得不听使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