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宫廷政变（第2页）

就这样，武则天交出了行政大权。但是，张柬之等人并不以太子监国为满足，而是要求武则天传位。二十四日，武则天最终传于皇太子。二十五日太子李显复位于通天宫。至此，政变才告结束。

从上述情况来看，政变的发起人是张柬之。除了张柬之以外，政变的主谋还有桓彦范、敬晖、崔玄肺和袁恕已四人。参预谋议的还有杨元琰、李多祚、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等人。

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阳湖北襄樊市）人，“少补太学生，涉猎经史”，永昌元年（698），制举第一，历任监察御史，凤阁舍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秋官侍郎等职。长安年间，武则天向宰相求贤，狄仁杰、姚元之推荐了他。那时他年已八十，武则天登时召见，以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迁凤阁待郎，仍知政事”。

敬晖，绛州太平人（山西侯马市西北）“弱冠举明经”，历任卫、泰等州刺史。大足元年（701）迁洛州长史。武则天西返长安时，任命他为神都副留守。“在职以清干著闻。玺书劳勉，赐物百段”。长安三年（703），敬晖复拜中台右丞，加银青光禄大夫。

崔玄肺“少以学行称”。举明经，历任库外郎，凤阁舍人等职。“长安元年（701），超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杜绝清谒，颇为执政者所忌，转文昌左丞。”经月余，武则天对他说：“自卿改职以来，选司大有罪过。或闻令史乃设斋自庆，此欲盛为贪恶耳。今要卿复旧任。”又除天官侍郎，赐杂采七十段。三年，拜鸾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迁凤阁待郎，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依旧知政事。

李多祚，本靺鞨后裔，“骁勇善射”，以功累迁右鹰扬卫大将军，预讨孙万荣之叛，以劳改右羽林大将军，遂领北门卫兵。太平公主，系武则天少女，“方额广顾，多权略，”武则天爱其类已，每预谋议。

从以上情况看，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武则天的器重，有的还是武则天的亲信，亲骨肉。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乘武则天病重之机，发动政变，兵临禁苑，血染寝殿?

古往今来，少不史学家，认为张柬之等人之所以发动政变，是因为张易之兄弟谋反，但是，如果认真分析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里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一，武则天卧病，“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的说法并不完全可靠。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的材料中看出。

史载，长安四年（704）八月，武则天卧疾。九月，大雨雪，武则天令开仓赈恤；以宰相姚元之为录武道安抚大使。十月二十日，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二十三日，以相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吏。三十日，以怀州长史房融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又命宰相荐举能够担任外郎的人。十一月五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二十五日，命宰相崔玄肺校太子右庶子。

十二月三日，敕大足（701）以来新置官并停。五日，罢韦嗣立为成均祭酒。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告张昌宗召术士占相，武则天命韦承庆等审问。这说明即使在卧病期间，武则天仍在坚持处理朝政，并非与宰相累月不见。

另外，《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崔玄肺传》载：及武则天疾病稍有好转，宰相崔玄肺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医药，不宜引异姓出入禁闼。”武则天慰而纳之。《旧唐书》卷九十一《桓彦范传》载，政变前，“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这说明，武则天虽一度专以二张侍疾，但后来接受了崔玄肺的建议，准许皇太子时常进谒。

其二，“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阁侍疾，潜图逆乱”的观点也不完全可信。二张入宫以后，作为武则天的男宠、侍卫和牵制外戚、大臣的工具，的确成了红极一时的显贵，以至长安二年（702）年八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有上表请封昌宗为王之举。但是，乐极往往生悲，他们也曾受到过几次较大的冲击。

长安四年（704）年七月，其兄张昌仪、张同休等坐脏下狱，御史台弹劾他们作威作福，亦被同鞫。十二月，有人写飞书于大街，说他们谋反，杨元嗣告张昌宗召术士占相，二张再次被鞫。在每次冲击中，二张都受到武则天的保护。第一次被鞫时，御史大夫李承嘉等奏请免除张昌宗之官。张昌宗不服，说他“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武则天问宰相张昌宗是否有功，杨再思回答道：“昌宗合神舟，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武则天乃舍其罪复其官。后来当有人飞书言二张谋反时，武则天“皆不问”，这在“《通鉴》”卷二百○七中可以找到依据。二张第二次被鞫时，宋璟、崔玄肺等请求逮捕，处以死刑。武则天又为其辩护，赦其罪。说二张在这种情况下要潜图谋逆，从情理上是讲不通的。

再者要说二张潜图谋逆，须有可靠的证据。而史书所载的证据只有一个，那就是长安四年（704）十二月中旬，张昌宗曾召术士李弘泰为自己占相；李弘泰说昌宗有天子相。在封建时代，私自召人看相虽有时为法律所限，但乃是极普遍的事。不过，术士妄言天命，被相者信以为真，想入非非，轻举妄动，都会被看作“谋反”而予以诛夷。张昌宗听了术士的话，可能也有一阵惊喜，但他很快便害怕起来，把李弘泰的话告诉了武则天。仅凭这一点，难说他们是“潜图谋反”。

其三，二张一直为武则天所宠信。而且，当武则天卧病之时，皆常入宫侍疾，假若他们真有不臣之心，要谋造反，暗害武则天还不简单?但事实上，从长安四年八月武则天卧病，到神龙元年正月政变以前，武则天并没有受到二张的威胁。假如二张果真潜图叛逆，当会留下种种蛛丝马迹，至少自身应当有所准备。

但事实上，除了前述占相以外，史书上没有二张叛乱的任何材料，相反，史书上明确记载他们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于长生院的。因此，对于二张谋反之说，并不确实。

那么，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的原因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开始分析。如前所述，武则天晚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主要是由皇位继承问题引起子、侄之间的冲突。

武则天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子侄之间的隔阂逐渐减少，李、武二家趋于融合。但是由于李、武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直接牵涉到各自的命运和前途，是难于完全调和的。为了确保身后李、武之间不发生流血的冲突，形成子为天子，侄作贵亲的政治格局，武则天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引用二张，助理朝政，企图进一步调和子侄矛盾。

这样就形成了李氏诸子、武氏诸王和宠臣二张之间的三角关系。而朝臣见武则天年老，也根据自己的恩怨排列组合，相互比附，以为身后之谋，从而形成拥武派、拥李派和附张派。拥武派（这里指拥护武氏的诸王者），尤其是武氏诸王与拥李派之间存在着的一定矛盾。对武则天不以武氏为太子而以李氏为继承人的作法也很不满意。而李显被立皇太子，二张实有大功，故武氏诸王对二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鼓吹变为不满。拥李派即拥护皇太子李显兄弟者，这部分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曾受武则天打击，反对女人专政，谋复辟李氏社稷者。另一种是曾经受到武则天的提拔和重用，但与武氏诸王和二张有矛盾者。附张派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势力小人，见二张贵盛，趋而附之，冀图升官发财。另一种是朝廷重臣，深受武则天信任，与二张关系密切。

在以上三派中，二张派势力最盛。一则他们时常在武则天身边，多为武则天所宠爱；二则他们有劝武则天立太子、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大功，将来一旦武则天去世，他们必然会便吉顼所说那样，受“茅土之封”。这就引起了“拥武派”和“拥李派”的眼红。其中，“拥李派”与二张矛盾较深，他们担心将来二张派得到拥立之功，得势以后，自身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他们必然要铤而走险，与二张进行殊死的搏斗，抢夺拥立之功，以改变自己受排挤的不利处境，获得更多的富贵功名。张柬之等，正是“拥李派”的代表。

张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颇有政治头脑和手腕。然而久在下位，制举及第时，已年七十，可以说是不得志的。到八十时，才当上宰相，必然要设法尽快施展其政治才能。当时武则天年老多病，二张得宠，他虽为宰相，总觉得没有用武之地。因此，他必然不满现实，而要另寻出路，由于他“涉猎经史，尤好三礼”，喜欢抱残守缺，不满女人参政，久以李唐为意。

因此，当他看到不少士人亦思唐德，即以发动宫廷政变为已任。入相不久，便开始密谋活动。这时宰相桓彦范、崔玄肺、姚元之等人皆与二张不合。桓彦范、崔玄肺还多次上疏，要求罢免二张之官，将他们统统处斩。若二张得势，他们的结局不堪设想。另外，二张得宠，武则天立太子而无禅位之意，也引起了皇太子兄弟的疑虑，在这种场合下，张柬之正好可以利用崔玄肺、姚元之及其它大臣与二张之间的矛盾，组织力量，联络太子，以诛二张为名而发动政变。于是，政变便一步步变成事实。

应当强调的是，张柬之政变的目的不只为了诛二张，更重要的是要废黜武则天，抢夺拥立之功。这一点从张柬之等人的言论和行动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史载“张柬之将诛二张以（李）多祚素感慨，可动以义，乃从容谓曰：‘将军击钟鼎食，贵重当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数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今在东宫乃大帝子，而嬖竖擅朝，危逼宗社。国家废兴在将军，将军诚有意乎?舍今日尚何在?’

在张柬之入相以前，“柬之与荆长史阅乡杨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语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及张柬之为相，引杨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谓曰：“君颇记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轻授也。”政变开始时，张柬之遣李多祚、王同皎等赴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衰，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孚众望。”及二张被杀，武则天令太子返回东宫，桓彦范等又逼武则天“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可见，张柬之政变的目的，是要武则天退位，以夺拥立之功，这与姚元之（即姚祟）等人是不同的，姚与二张有矛盾，只欲杀二张，并不想对武则天实行“兵谏”。

由于张柬之等人巧妙地利用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掌握了禁军，进行了严密的组织；由于武则天及二张派缺乏警惕，毫无准备；由于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皆参加了政变；加之武氏诸王与二张的矛盾，按兵不动，政变得以顺利进行。

政变的直接后果是：二张被杀，武则天被废，中宗复位，张柬之等人成为显赫一时的权贵。政变宣告了“大周”政权的覆亡，同时也宣告了武则天政治生涯的终结，其影响是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