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九日,凌晨两点十七分。
东京的夏天像一只巨大的蒸笼,将涩谷的霓虹灯和汗水一起蒸腾在柏油路面上。我站在那条巷子的入口处,鞋底粘着一片被踩烂的樱花花瓣——这个季节本不该有樱花,但百货商场门口那棵人工嫁接的“四季樱”,总是不合时宜地落下几片浅粉色的、看上去像是伪造品一样的花瓣。
巷子很深。两边的居酒屋后门堆满啤酒箱和生锈的排气管,一盏将坏未坏的荧光灯在头顶发出蜜蜂般的嗡鸣,每隔几秒就闪烁一下,把世界切成明暗交替的片段。
尸体就躺在那里。在闪烁的灯光下,他的脸一会儿被照亮,一会儿沉入黑暗。像一张被反复曝光过度又欠曝的照片。
我认识他。
山田老师。
我站在那里,身体僵硬得像一根被钉进水泥地面的铁钉。风从巷子深处吹来,带着腐烂生菜和尿液的气味。我的右手插在裙兜里,指尖触碰到一个冰凉的、圆形的、边缘带有花纹的小东西。
我低头,借着闪烁的灯光看了一眼。
是一个樱花形状的发卡。
金属的,浅粉色烤漆,上面的樱花花瓣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不是我的。我不戴这种东西。
但我为什么会握着它?
灯灭了。巷子陷入完全的黑暗。我没有动,没有尖叫,甚至没有呼吸。在那一刻,我忽然希望自己也是这黑暗的一部分。或者,我本来就是。
灯又亮了。
尸体还在那里。山田老师的后脑勺有一个凹陷,暗红色的液体从他灰白的鬓角蜿蜒而下,淌过脸颊,最后汇入地砖的缝隙里。他的手还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指尖抠进一块断裂的排水沟盖板里。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我没有看见凶手的脸。
这是真的。因为从我的位置看过去,如果凶手当时站在那里,我一定看得见。但我只看到了他的背影。一个模糊的、被荧光灯切碎的、迅速消失在巷子尽头的背影。
而那个背影,穿着和我一样的深色水手服。
凌晨两点四十三分,我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喂,这里是……是涩谷……井之头通旁边的巷子。有、有人死了……”
我的声音在发抖。电话亭的玻璃上倒映着我的脸,被外面的霓虹灯染成红色和蓝色交错的条纹。我在那面玻璃里看见自己的嘴唇在动,但我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就像在看一部配音错位的电影。
警察在七分钟后赶到。两个穿制服的巡警先到,看到尸体后立刻用无线电请求支援。接着是更多的警察、救护车、拉起黄色警戒线的年轻刑警。我在电话亭里,被一个女警扶出来,裹上一条灰色的毛毯。七月的东京,我却在发抖。那不是伪装。
“你叫什么名字?”女警问我。
“藤原……藤原美咲。”
“几岁?”
“十七。”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抬头看她。她的脸在警灯的红蓝闪光中忽明忽暗。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警,眉毛很浓,嘴唇抿成一条线。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像在审视,又像在同情。
“我出来买……买笔记用的颜料。暑假有美术作业。白天太热了,我睡不着,就想……去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点东西。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声音断掉了。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白色袜子。袜子边缘沾了一小块暗红色的污渍。不知道是血,还是红酒渍。我看了它一眼,然后若无其事地把脚往毯子里缩了缩。
“你看到凶手了吗?”女警问。
我摇头。
“没有。天太黑了。我走到巷口的时候,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然后我好像……好像看到了一个背影,在巷子的另一头。黑色的,轮廓,很高。”
“穿什么衣服?”
“看不清楚。”
“男的女的?”
“不知道。太远了。”
女警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她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一只在暗处啃咬木头的虫子。
后来,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他摘下帽子,露出一头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白头发。他的眼睛很沉,像两潭深不见底的死水。我后来知道,他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高桥健一警部。
“藤原同学,”他蹲下来,视线与我平齐,“我是警视厅的高桥。你能把刚才经过的事,再跟我说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