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指尖的刺痛弄醒的。
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坐在书桌前,额头抵着一本摊开的画册。我的右手还握着一支红色签字笔,笔尖已经陷进纸里,戳出一个硬币大小的洞。墨水从那个洞里洇开,像一朵正在纸上缓慢绽放的黑色花朵。
天已经亮了。
我直起身,脖颈传来一阵僵硬的酸痛。阳光从窗帘上方漏进来,照亮了桌面。
那张地图还在。只是上面的字迹已经变了。我昨晚画的那个圈还在,圈旁边的“回来”两个字被谁用黑笔涂掉了。涂得很用力,纸张都毛了,像被人用指甲反复刮过一样。而在圈的正中央,多了一幅很小很小的画。
一个灯笼。
有火的灯笼。火苗画得细细长长的,朝左偏,像是在风里飘摇。灯笼下面有两条极短的横线,像一双没有穿鞋的脚。
我看着那幅画,呼吸变得很轻很慢,像怕惊动什么正藏在这张纸里的东西。
房间的门关着,反锁着。窗也关着。一切和我昨晚睡下时没有区别。除了我自己。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沾满了红色墨水,已经半干了,在指腹上结成一层薄薄的膜。我搓了搓,墨渍像干掉的油漆一样纷纷剥落。我站起来,赤脚走在榻榻米上。地上很凉。
走到镜子前,我转过身,把睡衣领口往下拉,露出右肩后侧。那个淡红色的手印还在。颜色和昨晚一样。我伸手碰了碰。皮肤光滑,没有凸起,没有痛感。只是那五根手指的轮廓,实在太清晰了。
像被人用朱砂细细地描过。
我穿上衣服,推开房门。客厅里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是早间新闻。父亲坐在餐桌前,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他换了一身居家衣服,头发梳过了,但眼睛下面挂着两团很重的乌青。看到我出来,他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像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这个女儿在白天面对面地相处。
“早。”他的声音有些哑。
“早。”我走向洗手间,尽量让脚步听上去正常。
“我做了早餐。”他说。我没回头。镜子里的他背影很瘦,脖子后面的皮肤晒得黑红。他显得陌生,像某个被临时安排来照顾我的远房亲戚。
我洗漱完出来,桌上已经摆了一碗味噌汤和半块烤饭团。汤还是温的。我坐下来,拿起筷子。父亲坐在对面,假装在看报纸,但报纸一直停在同一版。晨间新闻里播报着东京都知事选举的新闻,声音轻飘飘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今天星期几?”我喝了一口汤,突然问。
父亲愣了一下,从报纸上方探出眼睛看我:“星期三。怎么了?”
星期三。
山田老师是在星期一的深夜死的。我是星期二凌晨报的警。星期二下午被带去警署问话。星期三……不,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中间没有跳日。我并没有昏睡一整天。一切都对得上。
但我为什么觉得,中间缺了东西?
“你昨晚……没睡好吧?”父亲斟酌着用词,声音像踩在薄冰上,“我半夜起来,看到你房间灯还亮着。门下面有光。我敲门,你没应。”
我放下筷子,抬头看他:“我昨晚在干什么?”
他的表情更不自然了。他把报纸折起来,放在一边,两只手在膝盖上来回搓。
“我听到你好像在翻东西。声音很轻。像在找什么。我喊了你两声,你都没应。我以为你戴着耳机。后来就没声音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确定。三点左右吧。”
三点左右。那时候我应该在睡觉。至少我以为自己在睡觉。
我站起来,走回房间,反手把门关上。我站在书桌前,重新看那张地图。灯笼的小画还静静地躺在圈中间。我忽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有什么东西正藏在这间屋子里,藏在我每天睡去之后才会醒过来的那个世界里。它用我的身体、我的笔、我的日记,一点一点地告诉我一个我拼不起来的故事。
我打开日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昨天的记录还停留在我从警署回来之后写的几行字,字迹工整,语气平淡。而就在那一页的底下,多了一行完全不同的字。
斜斜的,像写字的人手在发抖,又像是在故意模仿一个孩子的笔迹:
“来看我。巷子。早上七点。带上花。”
花。我的目光扫过房间。书桌角上有一个细口玻璃瓶,里面插着三枝已经枯了的满天星,那是上个月学校家政课上的作品。我拿起其中一枝。花茎是干的,轻轻一碰,白色的小花粒就簌簌地往下掉,像死去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