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还在。他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像一尊被黄昏的光慢慢浸透的灰石像。我朝他走过去。姐姐留在会面室里,没有跟来。我想她比我更清楚,这个时候,她不应该出现在警察和我的对话中间。她该说的,已经说完了。剩下的,是我的部分。
高桥听见脚步声,偏过头。他的脸被窗外的夕照切了一半,鼻梁像一条分界线,半边暖色,半边冷色。我走到他身边。窗外是一排刚亮起来的路灯,在淡紫色的天幕下像一连串还没烧旺的炭点。
“我想知道杰克的事。”我开口。声音不重,但在这条空荡的走廊里格外清晰。
高桥没有马上回答。他从窗台上拿起半杯凉掉的黑咖啡,抿了一口。那动作像在拖延,又像在整理。几秒后,他开口了:“杰克·安德森今天下午被我们带回来问话了。你姐姐说了电影院侧门的事之后,我们重新调了那天晚上的街面记录。七月十九日晚上九点四十七分,有人看见一个高个子外国人从旧电影院侧门走出来,脖子上挂着一台相机。那人对面是一家居酒屋的店员,正好出来倒垃圾。他多看了一眼,因为那人走得太快,像在躲什么。”
“所以他有证人。那为什么一直没有查他?”我的语气很平,像在问一道我早该解开的数学题。
“查了。”高桥把杯子放回窗台,转过身看我。他的眼睛在暮色里深得像两潭不见底的墨,“他说他整个晚上都在道玄坂和涩谷站之间拍照。胶片也交了。我们看到的那卷,最后三张是你从巷子里出来的背影。还有几张街头霓虹灯。时间对不上,但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就在巷口。因为旧电影院的侧门是个监控死角。他只要咬死没去过,我们拿他没办法。”
“那现在呢?”我问。
“现在他松口了。”高桥的声音低了一些,像在说一件连他都还没完全消化的事,“听说藤原灯自首了,又听我们提到那个店员,他忽然变得很配合。他说他那晚确实在旧电影院的侧门里。他说有人给了他钱,让他在那里等。带着相机。等灯灭的时候,就朝巷口拍。不管拍到什么都别出声。拍完就走。”
我的胃又冷又紧,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里面拧住。有人给杰克钱,让他在那个时间站在那个位置。这说明,那晚发生的一切,从一开始就被人看见了。不是偶然经过的目击者,不是野村悠斗那样的流浪少年。而是一个早就安排好位置的、收钱办事的镜头。
“谁给他的钱?”我的声音微微发颤,但我努力压着。
“他不肯说全。只说是通过中间人。钱装在一个黄色信封里,放在他公寓邮箱。连着一小张纸,写着时间、地点和拍摄要求。”高桥的声音顿了一下,像在反复确认要告诉我多少,“那张纸我们找到了。上面的字和寄到我办公室的匿名信——就是那张提醒我查山田的信,笔迹相同。”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那些信。从四月起,就不断浮出水面。寄给高桥的匿名信。塞进父亲旅馆房间里的日记和照片。贴在我家墙上的粉笔字。它们背后,有一个从未露面的人。那个人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早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那个人甚至在那天晚上雇了杰克,让他站在暗处,拍下我举着石头的瞬间。
“照片呢?”我几乎是从齿缝里挤出这几个字的。
“那卷胶片里没有。”高桥说,“但他今晚才承认,那天他用的相机里装着两卷。一卷交给了我,另一卷,他放在了电影院的七号座位下面。他去的时候,那里已经坐着一个女人。他说那女人戴着一顶很旧的白色渔夫帽,脸被遮掉大半。她把片子取走了。七号座位下面只剩一张撕掉一半的票根,和一滴干了的红墨水。”
电影院。女人。票根。我的脑子像被一道极亮的闪电劈开了。井上由纪。那个在放映厅里给我票根和地图的女人。她从B排七号座位下面取走了杰克的第二卷胶片。她请我看电影,也许是为了确认,我有没有看过那卷胶片里的东西。又或者,她是在等我。等我一点点地、像盲人摸象一样,摸到她早就为我铺好的那条路上。
“那个女人,你们查了吗?”我看向高桥。窗外的天已经暗透了。路灯的光斜斜地打在我们中间,像一条淡黄色的、隔开两个世界的河。
“查了。是个不存在的人。”高桥说。他的声音里有一丝疲惫,像被一个又一个无解的谜磨了太久,“那晚的电影院已经关门了。侧门是被人从里面用一截铁丝撬开的。经理说里面没丢东西。七号座位上的灰尘里有两个屁股印。一个在七号,一个在八号。都是女性的。我们在八号座位下面找到几根长头发。不是你的,也不是藤原灯的。不属于案件里任何一个已知的人。”
我的后颈又冷又麻,像有谁用一块湿布贴在上面,又慢慢揭开。有人一直走在我前面。她知道我会去电影院。她知道我会去那栋空屋。她知道我会发现黑箱、鞋、信、发卡。她像个提灯人,在我途经的每个路口都放上一盏小灯,等着我朝她要去的方向走。可她要我去哪里?到警署自首?到高桥面前说出一切?还是来到我姐姐面前,认出她,抱住她,然后……把最后一块拼图亲手交到警察手里?
高桥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变形,像一层薄冰下面,水开始流动。
“藤原。”他叫我,“你已经见过她了。对不对?在电影院,或者别的地方。你见过那个戴白帽子的女人。”
我点头。我知道已经瞒不住了。而且我答应过自己,从今天起,要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于是我告诉他。电影院那晚的所有对话,那张学生证上的名字,井上由纪。地图。票根。她说的每一个字。还有最后那句——“你眼里有两个人。现在只剩一个了。再来见我。我会告诉你,灯是什么时候灭的。”
高桥听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的手插在裤兜里,指尖无意识地拨弄着一枚硬币。窗外有电车从远处经过,声音像被人从夜幕上轻轻撕下的一角。
“她在等你。”高桥最后说。他的声音很低,像从胸腔深处浮上来的一个判断,“从电影院开始,到旧校舍,到那个地图上你没去过的地方。她一直在给你留门。现在,只剩一个地方,你还没去。”
我抬起头看他。他的脸在暗光中格外沉默,像一座被夜雾裹住的山。我忽然明白了。那个我还没去的地方,从一开始就画在那张地图上。只是我一直没敢承认。
“那家电影院。七排七号和八号。明天晚上,她要我去看那部片子的后半段。”我说。
高桥伸出手,做了个停的手势。他的手掌很宽,像一堵临时搭起来的小墙。
“你不能一个人去。”他说,“你已经不再只是证人了。如果你的说法成立,你就没有杀人。但你仍然是这起案子的关键。我会安排人跟着你。便衣。不会离你太近。”
我摇头。我的动作很轻,但很确定。他看着我。我没有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