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坐床沿上发呆。两张床都是一米宽,中间隔道布帘子。姚华在墙上钉钉子挂衣裳,锤子敲砖墙上,咚咚咚,像心跳总算回了正拍——虽然这心跳是钉出来的,勉强得很。
“你爸……”张玉芬开口,又咽回去了。话在喉咙里转了个圈,化成一声叹息。
“甭管了。”姚华说,“以后就咱俩。”
“那他一个人……”
“死不了。”姚华钉完最后一颗钉子,“有酒就行。酒是他的命,也是他的药,治百病,也生百病。”
布帘子拉上,这边一张床,那边一张床。那一宿姚华睁眼到天亮。他听着帘子那头的呼吸声,听着窗外偶尔过的摩托声,听着这陌生地界所有的声儿。没一样是熟的,这反倒让他踏实——至少,帘子那头的人,不会突然抡酒瓶子。人活着,图的不就是个“至少”么?
第二天张玉芬又去卖教材和试卷了。摊子还在二中门口。姚华下班路过时瞅见,娘的白发在风里飘,推着三轮车躲城管时跑得踉踉跄跄。旁边修鞋的老头喊:“张姐,慢点儿!书又不会长腿跑了!”
张玉芬回头笑笑,那笑里有种陌生的东西——是轻松,虽然只是一丁点儿,像早春枝头那点绿芽,怯生生的,但毕竟是绿了。
周末姚华去帮忙。有个家长翻着《黄冈密卷》问:“大姐,您儿子干啥的?”
张玉芬顿了顿:“写程序的。”这话她说得顺溜,像背课文。
“哎哟,高科技!”家长眼睛亮了,“在哪儿高就?”
“高新区。”张玉芬又补一句,“搞计算机的。”
“有出息!”家长痛快地付了钱,“怪不得您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卖书,锻炼身体吧?享福的命啊!”
张玉芬笑着点头,接过钱。等家长走了,她低头理书,理了很久。姚华看见她手指在“黄冈”俩字上摩挲,摩挲得塑料封皮都发热——烫手。这感觉姚华记了很久。就像他这人,封面看着光鲜,“高新区”“写程序”,摸上去却烫手。都以为他在写字楼里敲键盘,风光得很,谁知道他娘在二中门口卖教辅,谁知道他爹在盐坨村喝得烂醉,谁知道他们家住的是死过人的屋子,中间只隔一道布帘子?
可至少,娘不用挨打了。至少,半夜醒来不用提心吊胆了。至少,布帘子那边传来的呼吸声是平稳的,不是压抑的抽泣。人生在世,“至少”多了,也能凑成个“够”字。
收摊回去的道上,张玉芬推三轮车,姚华跟旁边。过教堂时,正好听见里头唱诗。咿咿呀呀的调,听不清词,可平和,平得像块磨刀石,能把心里的毛糙都磨平了。
“妈。”姚华突然说。
“嗯?”
“等我有钱了,给您租个门脸。”
张玉芬笑了,笑声让风吹散,散成碎片:“那敢情好。要临街的,玻璃窗亮堂堂的,太阳一照,满屋金光。”
“嗯,亮堂堂的。”姚华重复着。这话像颗种子,先种下再说,能不能发芽,看天意。
他们接着走。三轮车轮子吱呀吱呀响,像给这话配乐。夕阳把俩人影子拉老长,长得能盖满整条巷子。影子叠一块儿,分不清谁是谁的——分那么清干啥呢?本来就是骨血连着筋的两个人。
姚华想起盐坨村那个家。这会儿爹在干啥?大概又在喝,就着花生米,对着黑屏的电视机——显像管炸了,他舍不得修,也修不起。一个人,一盏灯,一屋酒气。那是他自个儿选的道,怨不得谁。人这一生,大多时候不是走在路上,而是困在自己选的坑里,有人爬出来了,有人还在里头蹲着,蹲成习惯,蹲成风景。
回到出租屋,张玉芬烧水做饭。炉子冒着蓝盈盈的火苗,映着她的脸。姚华板凳上,接着剥蒜——今儿的蒜是从菜市场弄的,卖菜的王婶说,这些蒜头长得丑,没人要,可剥开来,里头是一样的蒜瓣。这话说得通透:外表的光鲜都是给人看的,内里的辛辣才是自己的。
蒜皮还黏手,搓来搓去搓不净。姚华低头瞅自己这双手,忽然笑了。
笑啥?不知道。就觉得,人这一辈子啊,真像剥蒜——你以为剥掉一层就干净了,其实下头还有一层。一层又一层,没完没了。可你还得剥,因为不剥,就吃不着蒜。而日子这盘饺子,没蒜,就没味儿。醋可以没有,酱油可以没有,唯独这蒜,这辛辣的、催人泪下的东西,不能少。
窗外教堂传来钟声,当当当,敲了七下。鸽子又飞回来了,咕咕咕咕,像在唠一天的见闻——东家吵嘴了,西家生孩子了,菜价又涨了,都是这些鸡毛蒜皮。
姚华站起来,走到窗边。他看见教堂尖顶上落满了鸽子,灰扑扑一片,在暮色里都快瞅不清了。可他知道它们在。一直都在。
就像盐坨村那个醉醺醺的爹,就像二中门口那辆三轮车,就像这间死过人的屋子,就像布帘子那头均匀的呼吸——它们都在,构成了他全部的人生。好的,坏的,辣的,苦的,掺在一块儿,就是他的命。
而他能做的,只是接着剥蒜。一层,又一层。剥开贫穷,剥开耻辱,剥开那些说不出口的苦楚,剥到最后,也许能看见一点点白生生的、辛辣的、但真实的东西。
这就够了。真的。辣归辣,它提神,也杀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