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馨从没试过这样的身心劳累,她想家,想爷爷,想父母和妹妹,但就是不哭,她知道,这个残酷的年代不会相信眼泪。
为了省钱,她规定自己每天只能吃一顿,饿就忍着,渴了就去在建工地,找能开着的水龙头喝上一肚子。
为了省两元的车费,那么大的太阳,她拖着已走麻木的脚从一个工业区走到另一个工业区,鞋子每一个星期就要换一双,脚上的水泡更不用说有多痛。
这一天,文馨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一个工厂外围的花坛上休息,喝了几口军水壶里的水。一抬眼,就看到对面的马路上很多人往前跑。她知道,一定是前面有工厂在招工。
三个月的流浪生活,她睡过桥洞,躲过查证的治安队,被人从工厂门口撵走过无数次。她学会了看人脸色,学会了听见摩托声就跑,学会了把馒头掰成三顿吃。
她也学会了——这么多人赶着去的地方,一定是好工作。
她一个箭步冲上去,也加入了跑的队伍。大中午的,也许排队的人会少一点,机会会大一些。可等她跑到,队伍已是里三圈外三圈了。
这是一间规模很大的日资厂,正在招流水线工人。招工条件贴在斑驳的黑板上:
“招收流水线操作工,限女性,18-22岁,身高155cm以上,视力良好,无色盲。需笔试(初中文化程度)及面试。日班月薪400元,夜班月薪900元(加班补贴另计)。”
“九百”这个数字,被人群用各种方言反复传递与羡慕。都说这间厂是出了名的待遇好——别的工厂拖欠工资,这里准时;别的工厂吃得像猪食,这里能吃饱;别的工厂住得像贫民窟,这里干净。加班费也高,每年只招一次工,所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
文馨一边跟着队伍往前挪,一边听前面的姐姐们八卦。
队伍缓慢地向前蠕动,每一次挪动,都伴随着推搡和低声的咒骂。文馨边排队边双手合十祈祷。
终于轮到她了,招聘的文员一看到她,就皱了皱眉头,文馨斜挎着一个很老旧的军用水壶,脸色蜡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文员看了看她的身份证——18岁,但人看着小得多。
“姐姐,”文馨舔舔有点干燥的嘴唇,低声哀求:“别不要我,我很需要这份工。”
那位招聘的文员沉默起来,文馨站在窗口前,不敢动,也不敢再开口,更不敢和招聘文员对视。
一秒。
两秒。
三秒。
旁边有人挤上来催。
也许是那双眼睛太真诚,也许是文员看到她那双开了裂缝的布鞋,又也许是看到那双递身份证的手——本该是少女白嫩的手,却因长年累月的粗活变得苍老粗糙,让人触目惊心,又或者,只是同病相怜。
那位文员终于把文馨的身份证留了下来,递给她一份表格。
“谢谢姐姐!”文馨欢天喜地接过表格,很淳朴地给这位姐姐鞠了半个躬。
文馨恭敬地在表格姓名栏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厂有日夜两班,日班四百多,比外面普工多一百;夜班九百多,高得惊人。她毫不犹豫勾选了夜班。
历经三天,过五关斩六将——考文化、考反应、量身高、称体重、测视力。那三天,她借住在工地的铁皮房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路去厂门口排队。
笔试在一个空旷的大会议室里进行,她握着笔,手在抖,题目全是初中学过的知识,语文,数学甚至还包括简单的英语,语文还要求写一篇“我的理想”。
写“我的理想”时,她顿住了。以前在镇中学,老师让她们写,她写的是“当一名老师”。如果她爸真的让她读了书,读了师范,她还真能当一名语文老师,那会她的志愿就填了中专师范,分数线出来那天,她去看了,过了师范线,但那个家无法支撑她去读,后来的录取通知书她偷偷撕了,现在,她看着窗外热烈的阳光,最终写下:“找一份安定的工作,努力挣钱,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考反应那天,机器滴滴响,她按得比谁都快。量身高称体重的时候,她最怕——太轻了会不会被刷掉?太矮了会不会被刷掉?测视力时,她也怕小时就着煤油灯和月光看书,会不会把眼睛也熬坏了?
每一关过完,她都在心里念一句:谢天谢地。
最后一关面试,更简单,也更残酷。一排女孩站开,像等待被检阅的货物。
人事课的课长,背着手,踱步走过,目光像尺子,量着身高、体态、面容。他会突然停下,用生硬的普通话问:“家里几个兄弟姐妹?”“为什么出来打工?”“能吃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