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眼没注意。第二眼才看清那是一个女孩。
她盘腿坐在树根凸起的地方,膝盖上摊著一本又厚又旧的书,低著头,手里拿著一枝炭笔,在书页上画著什么。她穿著德黑兰大学的深蓝色校服,浅灰色的头巾在脑后隨意挽了个结,碎发从两侧掉出来,被风吹得贴在脸颊上。她没有去拨。她的注意力全在那本书上。画几笔,抬起头看一眼广场对面的菲尔多西雕像,然后低下头继续画。
阿里看著她。
不是因为她在画画。是因为她抬头的方式。她抬头的时候不是直接抬,是先微微侧一下,像在確认什么,然后才把脸扬起来。
那个动作让他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住了。
莱拉也是这样抬头的。
莱拉在急诊室推门之前,总是先侧一下头,耳朵朝向门缝,听里面的声音。呼吸声、监护仪的滴声、病人翻身时床单的窸窣声。听完,判断情况,然后推门。阿里问过她,你在听什么。她说,听有没有人需要我。呼吸对的,人稳。呼吸乱的,要出事。
他看著她侧过头,看著她的头巾边缘被风吹起来,看著她的手指把炭笔转了半圈。他看著她,但看见的不是她。
他看见的是莱拉。
莱拉侧著头,站在急诊室门口,耳朵朝向门缝。她的头巾是浅蓝色的。他记得她侧过头的时候,头巾的边缘从耳后滑下来,露出一小截脖颈。那一小截脖颈很白,和她脸上的肤色不一样——因为常年戴著头巾,脖子晒不到太阳。他看著那一小截白色,心里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欲望。是心疼。心疼她每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在急诊室的白炽灯下站十几个小时,回到家摘下头巾的时候,头髮被压出一道深深的印子。
四十天前,美军空袭了德黑兰南郊。
飞弹击中伊玛目海珊医院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十七分。莱拉正在急诊室里给一个烧伤病人换药。那个病人是前一天从阿瓦士转运过来的,全身百分之四十烧伤,动不了。防空警报响了三分钟,大部分医护人员都撤进了地下掩体。莱拉没有走。因为那个病人动不了。
飞弹穿透了急诊室的楼顶。
后来他们告诉阿里,莱拉死的时候手里还握著那个病人的手。病人活了。她没活。
阿里接到消息的时候在格什姆岛。
他坐了一夜的车回来,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被人从废墟里挖出来了。身上盖著白布。白布下面露出她的右手,手腕上还戴著他们的婚戒。戒指上沾著灰,钻石在灰里发著很暗的光。他站在那张床边,没有掀开白布。不是不敢。
是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看到她这个样子。她生前那么爱乾净,白大褂每天都要熨。她不希望他看到自己浑身是灰的样子。
他站在床边,把那只手从白布下面轻轻拿出来,握在自己手里。她的手很凉。他把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贴了很久。旁边有人说话,他听不清。有人拉他的肩膀,他没有动。
后来哈桑来了。哈桑把他从床边拉开,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把莱拉的手放回白布下面。哈桑说,阿里,让她走吧。
他没说话。
从那以后,他不会动了。
不是身体不会动。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停了。
像那些老钟錶,某个齿轮卡住了,时针停在某一个刻度上,不走了。他吃饭,走路,说话,接电话,在文件上签字。但做这些事的是他的身体,不是他。他在很远的地方看著这具身体在做这些事,像隔著一层玻璃。
“你在看什么?”
阿里回过神来。
她正看著他。不是隔著窗户——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起来了,端著那本书,站在咖啡馆门口。铜铃还在微微晃动。她推门进来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听到。
她的眼睛是琥珀色的。蜂蜜和陈年树脂之间的那种顏色。伊朗人里很少有这样的眼睛。
“没什么。”阿里说。
她没有追问,也没有走开。她站在那里,一只手端著那本摊开的书,另一只手握著炭笔。她看著他,目光很直接,不是那种被陌生人注视时的戒备或羞涩,是某种更坦然的、像在读取信息一样的注视。
“你刚才在看窗外。看那棵树?”
“看树下面的人。”
她的眉毛动了一下。“你在看我。”
阿里没有否认。
她把书合上,炭笔夹在书页里。然后她做了一个阿里没有想到的动作——她走过来,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椅子咯吱响了一声。她把书放在桌上,把炭笔从书页里抽出来,放在书旁边。她的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短,指尖有淡淡的墨水渍。
“我每天早上都在那里画画。画那棵悬铃木。画了快一年了。你是第一个看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