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我请了早退假。
佐佐木惠子没有多问。她坐在办公桌前,手里的红笔在考卷上划出一道颤抖的长线。我站在她面前,她抬起头看我,像是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轻声说了一句:“路上小心。”
她的眼睛里有一个问题。但她不敢问。
我走出校门的时候,太阳已经斜到了西边。柏油路面被烤得发软,鞋底踩上去发出细微的、像撕开创可贴一样的声音。我沿着井之头通走了一段,右转,进入一条通往涩谷车站的小路。路两旁的喫茶店和旧书店半掩着门,冷气从门缝里漏出来,像一堵一堵看不见的冰墙。
我需要在见到秀雅纸条上的那个“勒索者”之前,先弄清楚一件事。
山田老师死之前,巷子里发生了什么。
我的记忆像一卷被剪断的胶片。有些画面是完整的、鲜明的:荧光灯的嗡鸣、排水沟里的反光、他后脑勺凹陷的轮廓。但有些画面是漆黑的,像被整段整段地抽掉了。我不知道那些漆黑的格子里,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只知道,有一段记忆,是关于那个樱花发卡的。
山田站在巷子中央,背对着我。荧光灯在他头顶忽明忽暗。他左手拿着那个樱花发卡,右手插在西装裤兜里。他在等我。
这个画面是那么清晰,连他袖口那颗松动的牛角扣都历历在目。但就在他转过身来的那一瞬间,胶片断了。
之后就是他的尸体。
中间的部分,像被一只饿极了的黑鸟,一口一口啄食干净了。
三点四十分,我回到家。
父亲当然不在。玄关的邮件堆里混着一张明信片,是名古屋的旅馆寄来的,上面有父亲歪斜的字迹:“工作顺利,后天回。你自己吃饭。”我把明信片翻过来,背面的旅馆广告画已经受潮,印着红色的天守阁,像从纸里渗出来的血。
我走进浴室,从洗衣机后面的缝隙里摸出那个装了漂白剂的小瓶子。发卡沉在瓶底,在惨白的液体里投下一小团模糊的粉红色影子,像一片被浸泡得太久的樱花花瓣,已经有些褪色。
我想把它取出来仔细看。但手指刚碰到瓶盖,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
铃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炸开。我站直身子,把瓶子重新塞回去,走到客厅。电话机在矮桌旁,黑色的转盘式听筒。我接起来。
“喂,藤原家。”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低,像是从喉管深处压出来的。
“今晚七点。涩谷站前,忠犬八公像。一个人来。带一万日元。”
他的声音被什么遮住了,像隔着布说话,模模糊糊,听不出年龄。但我的身体在他开口的那一刻就冷了下来。像突然被人从夏天推进了冷藏库。
“你是谁?”我的声音倒是出奇地平静。平静到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
“你不用知道。你只要来。”
“我不来呢?”
电话里传来一声很轻的笑。像有人用指甲刮过话筒上的金属网。
“那我就把照片寄给警察。还有你的日记,藤原美咲。”
我的日记。
我的视线不自觉地转向卧室的门。日记本就在那里,夹在书架最下面一层的外侧,用一本旧杂志压着。锁是坏的。自从去年以后,我没有再买过新的锁。
“你进过我家?”
“今晚七点。”他重复,“一个人来。忠犬八公像。”
电话挂了。忙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虫子,在我的耳朵里钻进钻出。
我慢慢放下听筒,在原地站了很久。空调没开,房间里的热空气把汗从我的后颈逼出来,沿着脊柱缓缓往下爬。像一根正在移动的、滚烫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