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深夜,我回到鉴别所时,整栋楼已经安静得只剩下通风管里断断续续的嗡鸣。高桥亲自送我回来。他把我交给值班的女职员,没有多说什么,只留下一句“明天我会再来”。我点头。电梯门关上时,我看见他站在原地,像一棵被夜雾浸透的树,始终没有转身。
我回到房间。没有开灯。月光从狭窄的窗户里斜斜切进来,落在那张小小的书桌上。桌面上放着我父亲带来的几本小说,还有一本浅蓝色的笔记本。我坐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在海边拍下的旧照片。两个小女孩。一个提着灯笼,一个光脚走向海。我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夹进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我没有哭。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为谁哭。为藤原灯?为我那从海里回来的亲生母亲?为那个在茶屋里朝我流泪的养母?还是为我自己?为那个从三岁起就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牵到这里的女孩?我们这些人像被同一盏灯笼招来的飞蛾,扑向同一团火,烧得面目全非,却还以为自己是在寻找光。
那一夜我睡得极浅。像在水面上浮着,意识始终离枕头只有一寸。我不断地醒来,听见走廊里有很轻的脚步声,一次,两次,三次。我分不清那是值班的人在巡视,还是某种更轻更软的东西,正从我的生命里穿过。
第二天一早,高桥就来了。
他穿了一件深色夹克,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眼睛下面有两条极深的纹路。他坐在探视室里,没有像往常那样先问我睡得好不好。他直接把一个厚厚的文件袋放在桌面上。袋口没有封,里面塞满了照片、检测单和几张用回形针夹住的图表。
“我需要你仔细听。有些东西,不是我们之前想的那样。”他说。声音很低,像是昨夜一整晚没有停过,又像是这些话在他喉咙里已经来回滚了一夜。
我坐直了身子。我的手指在桌面下轻轻绞着。高桥打开文件袋,先抽出一张检测报告。纸张很新,右上角盖着东京大学法医学教室的蓝章。
“我们重新做了石头的血迹分析。上一次只做了DNA比对。这一次我们做了分层。”他说,把那张报告推到我面前。我低头看。上面全是专业术语和密密麻麻的数字。高桥用指尖点在表格最下面一行,“石头表面的血,不止山田一个人的。”
我皱起眉。高桥又抽出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那块石头。它被放在证物台上,表面用白色箭头标出了几个区域。其中几处呈暗褐色,像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浸透了。高桥说:“A区是山田的。B区是你的。C区,是第三个人的。不属于山田,不属于你,不属于藤原灯,也不属于我们数据库里任何有记录的人。”
我的呼吸变得很慢,像被那“第三个人”三个字从气管里一层一层地压下去。我一直以为,那晚巷子里只有我、灯、山田,还有那个在暗处拿着相机的杰克。现在看来,还有别人。一个我们谁都没有看到的人。一个能在那块石头上留下血液的人。
“这块石头,除了砸人,也可能只是从带血的手里被传过一遍。”高桥说,声音越发谨慎,像在走钢丝,“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那晚,巷子里有第三个人受过伤。或者,碰过这块带血的石头。”
我抬起头看他。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正在形成的东西,像雾中慢慢显出的山脊。我张了张嘴,没说话。因为我知道他还没讲完。
高桥又抽出几张照片,全是黑白放大片。照片上是巷子深处靠近排水渠的地方,地面被粉笔标出了几个点。他用圆珠笔指着其中一个点说:“这里,离山田倒下的位置约六米。我们发现了一小片皮肤组织。不是他的。也不是你的。是第三人。”
“皮肤组织?”我重复道,喉咙像被砂纸轻轻刮了一下。
“非常微小,嵌在水泥地的裂缝里。应该是被人用鞋底擦掉的。像是有人在这里跪下来,或者摔倒,膝盖或者手肘擦破过。”高桥的声音平稳,但每个字都像一颗小钉子,把我身体里的某些东西慢慢钉死,“我们在旁边还找到了一根很短的、深棕色头发。不是你的。你的发色更浅。也不是灯的。灯是黑发。这根头发偏棕,细而卷曲。”
我的脑子里忽然“轰”地一下,像有什么从很深的黑暗里浮上来。棕色。细而卷曲。我的记忆像被人从高处推了一把,飞快地倒回七月十九日之前,倒回学校的天台、涩谷的街口、还有那些被霓虹灯切成碎片的夜晚。
马可·罗西。
意大利人。深棕色的卷发。
我几乎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我的身体像被定住了一样。我看着高桥。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意外,像是早就知道我会想到那里去。
“马可有没有受伤?”我问。声音轻得不像自己。
“我们昨晚去他住处了。”高桥说,“他不在。房间被翻过。暗房里的底片全部被抽走了。墙上的照片也拿掉了。只剩一个空相框。地上有几滴血。我们正在做比对。初步,血型和你一样。”
我浑身都凉了。马可·罗西。那个在路灯下端着相机、总是笑着叫我“美咲”的意大利青年。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带过咖啡。他和我讨论过那些“暗房里的片子”。他曾在巷子里找到我和野村。他拍了照片。他一直在。他总在。
“可是,”我的声音在发抖,像一条被风扯得快要断掉的线,“他在山田死前一周和我见过面的那次,他也只是拍照。他说他是在练习。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高桥没接话。他从文件袋最下面抽出一个小号证物袋,放在桌上。袋子里是一截已经坏掉的相机背带。背带上沾着一些黑色的、像墨一样的污迹。我认出来了。是马可那台尼康相机的背带。我见过很多次。他总是把它挂在脖子上,上面磨出了很细的毛边。他还在背带内侧用圆珠笔写过一个意大利词。我看不清。但现在,那截背带被装进了证物袋,像一段被剪断的、属于另一个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