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很长很长的沉默。然后姚建国说:“我去卖血。”
“你疯了!你这身子骨,还有血可卖吗?你那血,送人家人家都嫌稀!”
“那你说怎么办?我姚建国没本事,我认了!但我儿子有本事,他考上了!我就是卖肾,也得让他上这个学!”
“你卖肾?你那肾谁要?喝酒喝得都快烂完了!”
姚华用被子蒙住头。数到两千,父亲的呜咽声传来了,那种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像受伤的野兽在舔伤口。
第二天,姚建国真去找二伯了。姚华去了友谊罐头厂后面的垃圾堆,捡了一百二十三斤废铁。废品站老头叼着烟袋:“十四块七毛六。”
姚华接过钱。十四块七毛六,距离六千二,还差六千一百八十五块两毛四。按这个速度,要捡够学费,得再捡四百多天。一天不落。
回到家时,姚建国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个存折。“你二伯给的,两千八。这是给明明攒的嫁妆,明明去年嫁人了,没要那么多彩礼,这钱就剩下了。”
姚华看着存折。两千八,很多,但又那么少。
“你三叔给了五百。他儿子今年也要上大学。”
三千三。还差两千九。
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钝刀割肉。张玉芬一天糊二十个小时火柴盒,手指溃烂,缠着破布条继续糊。姚建国什么活都干:通下水道、掏粪坑、在殡仪馆抬尸体——有一次他回来,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怎么洗也洗不掉,那是死亡的味道。
八月中旬,钱终于凑够了。姚建国把所有的钱摊在床上:有整有零,最大的是一百的,最小的是一分的硬币。他们数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数目定格在六千二百三十块——多了三十。
“够了。”张玉芬说,声音很轻。
姚建国看着那堆钱,看了很久。突然,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姚华跟出去,看见父亲蹲在墙角,用那双粗糙的手捂住脸。月光冷冷地照着他,照着他花白的头发,照着他佝偻的背。
没有声音。只有夜风吹过破窗棂的呼啸声。
开学前三天,张玉芬开始给姚华准备行李。几件旧衣服,一个掉漆的搪瓷缸子,一条补了两个洞的毛巾。最后是袜子,她从箱底翻出所有破袜子,一共三十双,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补。补丁摞补丁,补得厚厚的。
“学校就在河西,骑车半个钟头就到了。”她一边补一边说,“每周记得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
姚华看着母亲的手,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两截枯树枝。他突然想起小时候,这双手曾那么柔软。
“妈,我会回来的。”
张玉芬的手停了一下,针尖在指尖扎出个血珠。她塞进嘴里吮了吮,继续补。“回不回来都行,你好好的就行。”
最后一双袜子补完时,天快亮了。
九月一号,早晨下了点小雨。姚华把背包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自行车是跟老李借的。
张玉芬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是六个煮鸡蛋。“路上吃,到了学校,好好吃饭。”
姚建国也出来了。穿着那件灰衬衫洗得发白了,袖口磨破了,张玉芬给缝了两针,针脚歪歪扭扭的。他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来。最后,他从怀里掏出那本《车工入门》,塞进姚华的背包。
“拿着,看见它,就记着……记着爹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你不一样。”
雨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姚华骑上车,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门口,手搭在额前挡着阳光。父亲靠在门框上,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
姚华转过头,蹬车。车轮转动起来,带着他驶出胡同,驶上土路。
风带着初秋的凉意。姚华骑得很快,快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他想,这就是逃亡——不是逃往远方,而是逃往一个只有三十里、却仿佛隔着一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