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别像爸。”
这话说出口,他自己都愣了。姚华也愣了,碗在手里滑一下,差点掉地上。张玉芬擦桌子,动作停住了。
屋里静得可怕。只有电灯泡在头顶晃,灯绳长长的,投下的影子也在晃。
姚建国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天黑了,星星还没出来,天是深蓝色,像块厚重绒布。他点根烟,“红恒大”,烟盒瘪了,最后一根。烟吸进肺里,辣,但有种实实在在感觉——还活着,还能呼吸,还能为一千五百二十块钱发愁。
张玉芬跟出来,站他身后。“还差多少?”
“借了三百二。”
“还差一千二。”
“嗯。”
“明天我去火柴厂问问,能不能多领点活。”
姚建国没应。他知道,糊火柴盒糊到死也糊不出一千二。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这辈子好像总在想办法,想出来的却总是死办法,走到头才发现是死胡同。
夜里,姚华睡着了。张玉芬在灯下缝衣服,姚华的校服,袖子短了,接上一截,用旧衣服上拆下来的布,颜色不一样,深一块浅一块,像打补丁。
姚建国坐门槛上,看夜空。星星出来了,密密麻麻,像撒把盐。想起小时候,母亲常说,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那时候总找自己的星,找不着,就问母亲,母亲指最暗的一颗说:“那颗,最暗的就是你。”
他问为什么我最暗。母亲说:“因为你不着调,不会发光。”
现在信了。就是那颗最暗的星,发不出光,只能在天上挂着,看别的星亮晶晶,看自己儿子也要变成亮晶晶的星——可变星要钱,很多钱,给不起。
“建国。”张玉芬在屋里叫他。
他进去。张玉芬从床底下拖出木箱子,打开,里面是她的嫁妆:一对枕巾,已经发黄;一条红纱巾,褪色褪成了粉色;还有个小布包,打开,是一对银镯子,很细,已经发黑。
“这个,”张玉芬拿起镯子,“明天拿去古文化街当了。”
姚建国接过镯子,很轻,手里几乎没有重量。但知道这重量——这是张玉芬母亲留给她的,结婚那天戴过,后来就收起来,说等姚华结婚时传给儿媳妇。
“不能当。”
“那怎么办?”
姚建国答不上来。他攥着镯子,镯子硌着手心,冰凉。突然想起结婚那天,张玉芬戴这对镯子,手抬起来擦汗时,镯子碰一起,叮叮当当响,像风铃。那时候觉得,这声音真好听,能听一辈子。
“我再想想办法。”他说。
“你能想什么办法?”张玉芬声音突然提高,“姚建国,我跟你二十年了,你想出过什么办法?下岗的时候你说想办法,车丢的时候你说想办法,现在孩子上学要钱,你又说想办法!你的办法在哪?啊?”
姚建国站着,像根木桩。张玉芬的话像针,一根根扎进肉里。知道她说得对,从来没什么办法,办法就是喝酒,就是蹲河边发呆,就是等时间过去,等事情自己解决——或者自己烂掉。
“我去借。”他重复这句话,像念咒。
“跟谁借?你把能借的都借遍了!”张玉芬哭了,声音压很低,怕吵醒姚华,“姚建国,我求你,你哪怕硬气一回,哪怕去偷去抢,把孩子的学费挣来,我也认了!可你……你就会说‘我去借’!”
姚建国不说话。他慢慢蹲下来,蹲箱子边,看里面的东西。枕巾上绣着鸳鸯,一只头朝东,一只头朝西,永远碰不到一起。红纱巾原来大红的,现在褪色了,像干了的血。还有镯子,在手里,越来越沉,沉得拿不住。
“我去借。”又说一遍,然后站起来,往外走。
“你去哪?”
“你别管。”
他走出家门,走进夜色里。胡同很黑,没有路灯,深一脚浅一脚走。走到胡同口,停住了——不知道往哪去。世界这么大,却没一个地方能借一千二百块钱。
他在马路牙子上坐下,坐了很久。有夜班的人骑车经过,车灯扫过他,又扫过去,像探照灯扫战俘营。想起货场的探照灯,晚上拉货时,那灯亮得刺眼,能把人的影子钉地上,钉得死死的,动不了。
后来去了海河。河边有长椅,他躺上去,椅子窄,硌得背疼。他看天,星星还在,还是那么多,那么亮。找最暗的那颗,找着了,确实暗,暗得几乎看不见,但仔细看,还在那儿,没消失。
“你还在啊。”他说,对着那颗星。
星不回答,只是闪,很微弱地闪。